东西问·镇馆之宝丨陈梓生:一千多年前,西亚陶器是如何来到中国的?****** 编者按: 国宝之美,穿越古今,器以载道,恢弘万千。每件珍稀文物背后,都凝聚着古人的匠心智慧,镌刻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见证着中外文明的交流互鉴。从2023年1月11日起,中新社“东西问”推出“镇馆之宝”系列策划(一),藉专家探究文物之意涵及其背后故事。
中新社福州1月16日电 题:一千多年前,西亚陶器是如何来到中国的?
——专访福建博物院社会教育部主任陈梓生
中新社记者 龙敏
作为中国目前发现最早的孔雀蓝釉类器物,其中一件波斯孔雀蓝釉陶瓶现馆藏于福建博物院。这是1965年从福州北郊莲花峰五代闽国国王王延钧妻子刘华的墓葬中发掘出来的。
让人好奇的是,这些孔雀蓝釉陶瓶是怎样的一种陶器?是如何从西亚波斯地区来到中国的?福建博物院社会教育部主任陈梓生研究馆员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对此作了阐释。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作为福建博物院“镇馆之宝”,孔雀蓝釉陶瓶是如何发现的?这是怎样的一种陶器?
陈梓生:20世纪60年代中期,福建省博物馆(现名“福建博物院”)在福州市北郊莲花峰东宝山南坡,清理了五代十国时期闽国第三代君主王延钧之妻刘华墓。该墓早年被盗,大部分珍贵物品被洗劫,只清理出三件孔雀蓝釉陶瓶、三件石覆莲座和一组雕塑精美颇有盛唐遗风的陶俑。目前,这三件孔雀蓝釉瓶一件在福建博物院,一件在国家博物馆,另一件在泉州市海外交通史博物馆。
孔雀蓝釉陶瓶十分引人注目,它们器体都较硕大,器表均施蓝釉,造型特别,釉厚晶莹,胎厚质较松,断裂面呈淡红色,火候不高,属釉陶类。器形大小相近,均为敛口、鼓腹、小底,通高74.5厘米到78厘米。外腹壁是三组泥条堆成的幡幢状花纹,小腹为一道波浪纹。其中两件,肩颈部附三耳。
这是中国目前发现最早的孔雀蓝釉类器物,引起了学术界普遍关注。权威专家推测,无论是器型还是材质,它都不太可能是中国古代窑口的产品,而是由西亚波斯地区传入的。
源自波斯的孔雀蓝釉陶瓶,因其具备特殊历史、文化、艺术价值,堪称福建博物院“镇馆之宝”,不仅对中外陶瓷交流史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也是古老的中华民族与西亚地区人民通过海路友好往来的实物见证。2021年,孔雀蓝釉陶瓶还曾代表福建博物院亮相《国家宝藏》系列节目。
孔雀蓝釉陶瓶。福建博物院供图中新社记者:孔雀蓝釉陶瓶为何被认定为产于9世纪前后的西亚波斯地区?
陈梓生:出土在五代闽国时期的刘华墓的孔雀蓝釉陶瓶不是中国的产品,而是舶来品。当时,闽国与南亚、西亚等地区都有商业往来,史书上记载:“福州贡玳瑁琉璃犀象器,并珍玩、香药、奇品、色类良多,价累千万。”显而易见,闽国的这些贡品中很多就是舶来品,带有浓厚的异国色彩。
从刘华墓的墓志铭得知,墓主人刘华是五代十国时期南汉国王刘隐之次女,于后梁贞明三年(公元917年)出嫁闽国,为闽王王延钧之妻,后唐长兴元年(公元930年)卒。由此可知,这三件孔雀蓝釉陶瓶的年代应为公元930年前之物。
根据史料,中国本土孔雀蓝釉出现的时间较晚,一般认为到明代正德以后即公元16世纪后才出现。上海博物馆所藏的孔雀蓝青花鱼莲纹盘,年代在明成化年间;香港艺术馆藏蓝釉白花花卉大碟,年代也是明代。
再从孔雀蓝釉陶瓶的器形、胎质和器表纹饰看,类似器物在伊朗、伊拉克等多地都有发现,且其与公元9世纪到10世纪伊斯兰式釉陶相一致。
因此,这三件陶瓶的产地应该是来自古代波斯地区。古代波斯,素以制陶著称,陶器外施釉,釉色有黄、青、蓝几种,尤其是淡蓝色釉最有特色。
波斯同中国很早就有友好往来,隋唐之后,关系尤为密切,贸易相当频繁。有关专家认为,这三件孔雀蓝釉陶瓶应是古代波斯产品,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大背景下,于公元930年前输入到中国。
刘华墓中还出土了三件石雕覆莲座。据专家推测,它们应该是三件孔雀蓝釉陶瓶的器座。在古代波斯,这类器皿常常用于盛油,为让器身稳定,波斯人往往将器底埋入地下。刘华墓中的孔雀蓝釉陶瓶,很可能是盛油做“长明灯”用的。该墓是石构墓室,地面也使用石板铺成,因此特别制作石雕覆莲座稳定器物。
五代十国时期闽国第三代君主王延钧之妻刘华墓清理出三件孔雀蓝釉陶瓶、三件石覆莲座和一组雕塑精美颇有盛唐遗风的陶俑。福建博物院供图中新社记者:这些精美的西亚陶器是如何来到中国的?
陈梓生:这种孔雀蓝釉陶瓶并非西亚陶器流传到中国的孤例。福建省博物馆专家曾在泉州惠安螺阳镇凤旗山王潮墓调查时也有发现孔雀蓝釉陶片数片,其釉色、陶质和器胎厚薄均与福州刘华墓出土的孔雀蓝釉陶瓶相一致。
王潮原名王审潮,五代十国之一闽国的奠基人,死于唐昭宗光化元年(公元898年);刘华死于长兴元年(公元930年),前后相距32年。从年代上看,在公元898年到公元930年,孔雀蓝釉陶瓶作为随葬品入葬,可能是闽国王公贵族的一种随葬礼仪或习俗。
在福建博物院展厅展示的这件孔雀蓝釉陶瓶,形体较大,而且陶瓷比较易碎,经不起多次辗转,应该是从伊朗直接运达福州。也就是说,孔雀蓝釉陶瓶是通过船载,沿着海路,从福州港进入闽国的。
自唐代以后,陆上“丝绸之路”因战乱逐渐衰微或中断,而“海上丝绸之路”运输能力跃居中西交通首位。当时,由于中国造船业发展以及海航技术的进步,唐代有一种叫“苍舶”的大船,长20丈,可载六七百人;还有一种叫“俞大娘”的海船,能载重至3万石。
在五代十国时期的东南沿海,福州港已经崛起。据薛能《送福建李大夫》一诗云,福州有“船到城添外国人”,反映了福州与海外通商的盛况。当时的福州港已是“波斯货”进入中国的转口贸易的重要港口。《全唐书》文献中亦记载,当时已经有商人经营波斯商品进入中国的贸易,而且在贸易中挣了很多的钱。
刘华墓发现孔雀蓝釉陶瓶之后,扬州、宁波、泉州、桂林和容县、广州等地也有类似器物发现。这些地区除了桂林和容县外,都是公元9世纪到10世纪中国重要的港口城市,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当时海路贸易经济的繁荣昌盛。
在福建博物院展厅展示的孔雀蓝釉陶瓶。吕明 摄中新社记者:孔雀蓝釉陶瓶的出土,见证了古代“海丝”的繁荣。如今,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全面推进,如何以古鉴今,让丝路精神薪火相传?
陈梓生:孔雀蓝釉陶瓶具有特殊的历史、文化、艺术价值,是海外输入商品之一,也是中国与西亚地区人民友好往来的见证。
博物馆作为文化传播主阵地之一,其拥有的文物资源承载着“一带一路”沿线地区人民的共同记忆,促进了沿线地区思想文化交流,对社会发展和民族意识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新形势下,博物馆的核心任务是通过文物、展览引导观众回望辉煌的文明发展历程。
福建博物院外景。福建博物院供图福建博物院于2013年联合中国沿海七省45家博物馆,荟萃300多件文物精品,举办了“丝路帆远——海上丝绸之路文物精品七省联展”。截至目前,该展已赴中国多个省市展出。
同时,为了让广大青少年进一步了解“丝绸之路”的千年风貌,我们以瓷器、丝绸服饰、茶、香料、动植物、食物、航海术、造船术为主题,研发了八大系列教育课程;在展览的基础上,编辑出版了科普读本《舌尖上的丝绸之路》,深受广大读者喜爱。
通过展览的举办和教育活动的开展,希望让广大观众尤其是青少年深刻感受到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的“丝绸之路”文化内涵和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意义。(完)
受访者简介:
陈梓生,研究馆员,福建博物院社会教育部主任,中国博物馆协会社教专委会副主任。长期从事博物馆社会教育工作,主要致力于博物馆公共教育及传播推广领域研究,主持并参与编写《文物故事——福建古代文明通识读本》《舌尖上的丝绸之路》等。
深耕齐鲁人文沃土 推进文化自信自强****** 深耕齐鲁人文沃土 推进文化自信自强 ——访山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白玉刚 党的二十大对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作出战略部署,作为文化大省的山东,如何发挥齐鲁文化资源优势,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作出贡献?近日,山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白玉刚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这彰显了我们党高度的文化自觉、坚定的文化自信、强烈的文化担当。”白玉刚说,山东是文化大省,有着“人文沃土可以深度耕作”的比较优势,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扛牢使命责任,深耕人文沃土,大力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加快建设新时代文化山东、美德山东、信用山东,以“走在前”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山东时,发出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号召。“做好文化‘两创’工作,山东肩负重大责任。党的二十大把丰富人民精神世界作为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的重要内容,强调‘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这体现了新的更高要求。”白玉刚表示,我们要立足新时代新征程,紧紧围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进程谋划文化“两创”,紧紧围绕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推进文化“两创”,紧紧围绕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相统一落实文化“两创”,更好地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途径,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鲜明特征。”在谈到“两个结合”时,白玉刚认为:从“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让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既扎根中国实践的沃土,又贯通中华文明的根脉,更具中国特色,更加根深叶茂,更富生机活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两个结合”的光辉典范,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是文化“两创”的范本和教材,我们要深学细悟,从中强自信、明方向、学方法,更加自觉主动地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推动文化“两创”不断走新走深走实。 “党的二十大明确提出新时代文化建设的方针原则和实践路径,从五个方面作出一系列新部署新要求。”在谈到党的二十大关于文化战略新部署时,白玉刚说了“五个聚焦”:聚焦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鲜明提出“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性质和战略定位;聚焦广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调“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融入社会发展、融入日常生活”;聚焦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要求“推动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统筹推动文明培育、文明实践、文明创建”;聚焦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提出“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实施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带动战略”“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聚焦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强调“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深化文明交流互鉴”。白玉刚认为,这五个方面各有侧重又相互支撑,既有顶层设计、又有落实抓手,既部署“过河”的任务、又指导“桥”和“船”的方法。 结合山东实际,白玉刚说,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山东历史文化底蕴深厚,革命文化波澜壮阔,民俗文化丰富多彩,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精彩纷呈,齐鲁文脉的赓续与中华文脉的形成发展始终紧密相连、同向前行。 “山东是人文沃土,历史文脉源远流长、学术思想根深叶茂、圣贤名哲人才辈出、古籍典藏丰富厚重、遗存遗址广泛众多、红色文化资源富集、民俗文化丰富多彩、文化标识鲜明突出、道德积淀引领新风、海外人文覆盖广泛。”说起齐鲁文化资源的比较优势,白玉刚如数家珍,“可以说,山东具备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的基础、优势和条件。” 从底蕴深厚的历史文化到引领新风的美德传承,白玉刚分析说,山东人骨子里刻着厚道、诚信、好客等传统美德基因,广为传颂的道德典故众多。革命年代,孕育诞生了“党群同心、军民情深、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沂蒙精神,建设、改革和新时代等不同时期,各行各业都涌现出一大批先进典型,比如王杰、孔繁森、朱彦夫、王伯祥、张瑞敏、许振超、王传喜等等,成为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引领社会文明风尚的示范力量。 脚踏这方人文沃土,如何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谱写文化山东的新篇章?白玉刚表示,这是一个必须回答好的重大时代课题,近几年来,我们聚焦打造文化“两创”新标杆,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阐释、交流互鉴、空间展示、涵育时代新人、赋能文化发展、全方位传播、人才引育等七个方面聚力突破,推动文化“两创”全面起势、取得积极成果。 白玉刚说,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的新部署新要求,山东要深耕人文沃土,加强系统性谋划、一盘棋布局和整体性推进,以重点工作突破带动文化“两创”提质增效。一是以挖掘呈现“山东文脉”为抓手推进文化“两创”,加强考古挖掘研究和文物保护利用、古籍整理编纂、文化记忆记录、文艺精品创作等,组织编纂《齐鲁文库》,更深入推进学术研究和转化应用。二是以建设中华文化体验廊道为抓手推进文化“两创”,深化细化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以快进慢游、活态展示为特色,打造沿黄河、沿大运河、沿齐长城、沿黄渤海四大文化体验廊道和沿胶济铁路文化体验线,构建国家文化公园引领、文化交通线贯穿、文化体验廊道示范、文化片区支撑、全域文化“两创”和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新格局。三是以融入日常生活为抓手推进文化“两创”,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互融通,倡树“自律助人、孝老爱亲、诚信利他、节俭绿色、共建共享”的美德健康新生活,实施学校、家庭、社会、网络、心理等全环境立德树人,加强以诚信文化为基础的美德山东和信用山东建设,提升“厚道齐鲁地、美德山东人”形象。四是以实施重点产业项目为抓手推进文化“两创”,一手抓“山东手造”,突出时尚化、生活化,加快培育产业集群,让传统手艺在手造中更好弘扬;一手抓“山东智造”,办好数字文化应用产品交易大会,培育壮大网络视听产业、沉浸式光影秀等行业“蓝海”,力争形成更完备的产业链条。五是以论坛研讨和人文综合展示为抓手推进文化“两创”,做强尼山世界文明论坛,举办泰山论坛、黄河文化论坛、大运河文化论坛、海洋文化论坛、红色文化论坛等,以论坛促研究、促交流、促展示、促中华文化“走出去”。六是以人才引育为抓手推进文化“两创”,建立“顶层立事、以事找人、人随事走、事成人就”人才工作机制,为文化繁荣发展提供有力人才支撑。 白玉刚表示,文化“两创”是系统工程,山东将统筹协调各方力量,一年一年抓下去,一件事一件事做下去,争取每年有标志性成果,不断累积成势,更好为铸就新时代文化辉煌贡献山东力量。 (本报记者 赵秋丽 李志臣 冯帆)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阅读剩余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