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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大代表风采丨香江蓝天“护卫先锋”王海旭：“发发必中”构筑空天盾牌******
中新网北京10月13日电 题：香江蓝天“护卫先锋”王海旭：“发发必中”构筑空天盾牌
记者 郭超凯
盛夏子夜，一场多军兵种检验性模拟对抗演练在香港东南方向拉开帷幕。驻香港部队某分队装备车辆集结编队，迅速抢占阵地、做好战斗准备、静待“敌机”入网。
党的二十大代表、驻香港部队某部分队长王海旭 驻香港部队供图突然，目标雷达上出现多个亮点，“敌机”分批次、多角度、短间隔向发射阵地进袭。
“目标贴近海面向我飞行，接近抗击最低点……”听着作战参谋焦急的报告声，党的二十大代表、驻香港部队某部分队长王海旭一言不发，目光死死盯着雷达显示器。
“3发导弹，连续抗击！”终于等来最佳制“敌”时机，王海旭一声令下，导弹精准“击中”目标，再一次续写分队组建以来“发发必中”的光辉战绩。
从西北边陲，到白山黑水，再到香江之畔，王海旭把铿锵脚步谱成忠诚音符。
足迹几乎在边境线画了一个圈
2004年，王海旭从内蒙古赤峰以优异成绩考入国内一所“双一流”大学。谈及儿子，父母满是骄傲与自豪。谁曾想，王海旭入学不到一年，就被一张征兵海报点燃了携笔从戎的梦想。他不仅背着父母“偷偷”报了名，还主动申请到新疆戍边……
西北边陲的漫天风沙没有让王海旭心生退却，反而让他坚定了矢志报国、建功军营的信念。他铆足劲摔打自己、磨炼自己、提高自己，很快崭露头角，第二年便考学提干。毕业分配时，本来有机会选择到经济发达城市或离家较近地区工作，但王海旭又“自讨苦吃”地把自己“折腾”到了东北边防一线……
2019年12月，王海旭和妻子张晶玮刚刚结束6年的爱情长跑，步入婚姻殿堂。新婚燕尔的王海旭突然接到上级通知：选调驻香港部队某部工作。
这次去香港，不仅要面临夫妻两地远距离分居，还要面对全新的环境、全新的岗位、全新的挑战，王海旭心想：作为丈夫，选择照顾家庭是情理所在；但作为军人，祖国有召唤，我义不容辞。
出生于内蒙古，当兵在西北，提干赴东北，选调到香港，王海旭的足迹几乎是在祖国边境线画了一个圈。
党的二十大代表、驻香港部队某部分队长王海旭 驻香港部队供图“就算大海捞针也要给它捞起来”
对于防空兵来说，及时发现目标、准确识别目标，才能稳定跟踪目标、精准打击目标。
2020年，王海旭带队赴华北某地执行打靶任务。受海面天气、浪涌、风速等自然因素影响，海杂波使雷达屏幕一片雪花，从中识别目标犹如大海捞针。
“只要打赢需要，就算是大海捞针也一定给它捞起来。”王海旭专门成立技术攻关组，天天铆在海边阵地上，搜集数据、分析波形、研判规律，有时说梦话都是技术参数。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上千组数据对比分析中，原本杂乱无章的雷达噪点图变得有章可循，海杂波对弹炮系统的影响也被一一找出。在地空模拟对抗中，王海旭带领分队精准识别责任区内十余批空中目标，综合评分位列前茅。
过去，王海旭一直在西北、东北等内陆地区执行防空任务，来到香港这个滨海环境，过去引以为傲的“拿手活”也遭遇到了陌生地域的“拦路虎”。
看到分队荣誉室里一枚枚沉甸甸的奖牌，凝视着导弹“发发必中”的纪录，王海旭暗下决心：归零从头学，整装再出发。他反复翻看教材，笔记密密麻麻记了3大本，一些干部骨干都被他问得“不耐烦”。3个月下来，王海旭对分队数十种专业如数家珍，数十台装备性能参数都“一摸准”“一口清”。
2021年7月，西北大漠深处精兵云集、硝烟弥漫，某实弹战术演习的“压轴大戏”拉开战幕。轮到王海旭所在分队实弹射击时，突然刮起了沙尘暴，顿时狂风大作，黄沙漫天。
突如其来的恶劣天气极大地增加了实弹射击难度，射击窗口期只有短短20多秒，所有人心里都捏了一把汗：打还是不打？
就在大家思忖着可能会因为天气条件恶劣而放弃实弹射击时，话音器里传来王海旭坚定的命令：“发射！”
瞬时，3枚导弹刺破苍穹直冲云霄，十几秒钟后目标雷达回波信号消失：3发全中！“打的就是极限！”
党的二十大代表、驻香港部队某部分队长王海旭(右一) 驻香港部队供图以头雁高飞带动群雁振翅
“一枝独秀不是春，万紫千红春满园。”在王海旭看来，自己过硬不算本事，关键还得带出过硬团队。
为了营造浓厚的谋战研战氛围，王海旭在分队广泛开展向战场学、向科技学、向官兵学、向厂家学、向兄弟部队学“五学”活动，创新开设军情研究室，带头走上讲台当教员，带领骨干逐个专业、逐台装备学习钻研。
有时，为了验证一个动作的可行性，白天，王海旭钻进兵器车，反复试验操作；晚上，他复盘历年对抗视频，一帧一帧看，不放过任何细节。
“找分队长？去阵地。”官兵们都说，无论是休息日还是节假日，王海旭总是在阵地上“泡着”。就连宿舍也被他装点成了“私人阵地”——一本本防空作战书籍、一个个地空导弹模型、一张张模拟抗击流程满带“战味”。
一次，导弹测试班用近4个多小时才测出的300多项导弹数据，王海旭一眼便发现了电压参数存在异常，比标准值高出了0.2伏。这让干了8年导弹测试的班长深感惭愧，不由得叹服分队长的“火眼金睛”。
头雁高飞带动群雁振翅。这些年，王海旭带头攻关，创新“融入体系尽远侦、区分火力同步打、集火抗击重点防”等一批新战法，研创“夜间微光标定法”等小革新、小发明76项，其中濒海地区抗海杂波防空等3个战法被上级授予战法创新奖。
军旗猎猎耀香江，使命如虹催征程。王海旭道出了一代代驻港军人的铮铮誓言：“香港有我，请党放心！”(完)
东西问｜于成龙：殷墟战车何以实证早期东西方文明互鉴？****** 中新社北京1月4日电 题：殷墟战车何以实证早期东西方文明互鉴？ 作者 于成龙 中国殷商文化学会理事、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院原副院长  殷墟，埋藏着商王朝最后一处都邑，《竹书纪年》称“自盘庚徙殷，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曾经，繁华如梦。 殷墟可提供文明互鉴的出土文物很多，车是其中重要一种。车是人类技术史上的重大发明，也是人类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不断积累经验、改进完善的重要工具。殷墟出土的实物战车是中国古代最早以马作为使役的两轮战车实物，受到海内外考古界的高度关注。但鲜为人知的是，殷墟战车也是早期东西方文明互鉴的实证之一。 文字记载的先秦战车作何用？ 战国时期楚国诗人屈原在《九歌》名篇《国殇》中以极强的艺术感染力，情感真挚地描绘出一幅楚国将士英勇抗敌的壮烈图景。其中“车错毂兮短兵接”“凌余阵兮躐余行，左骖殪兮右刃伤”“霾两轮兮絷四马”，即是沙场战车驰骋交错、战马嘶鸣、短兵相接场面的如实写照。 依屈原诗句所载，以马作为使役的两轮战车，至迟从商代晚期至西汉早期，一直被用作重要军事装备，使用时间长达一千余年。在群雄争霸的春秋战国，拥有战车的数量更是衡量诸侯列国军力的标准。《孟子·梁惠王上》记载：“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其中“万乘”“千乘”“百乘”之“乘”，辞意驷马一车，足见战车在当时军事装备中的重要地位。 另一方面，这种以马作为使役的两轮战车也是出行、田猎及其他活动的重要交通工具。20世纪初，河南安阳小屯曾出土一块刻辞卜骨，是残断的牛右肩胛骨下部，清宣统三年(1911年)被考古学家罗振玉所收。该卜骨正、反面刻满长篇卜辞，现存近180字，字口涂朱，内容是商王武丁分别于癸酉、癸未、癸巳与癸亥四日，占问该旬之内是否将有灾祸发生。其中，癸巳日卜辞验辞记述，占卜次日甲午，商王田猎，在追逐兕时，小臣甾的车马与王车发生碰撞，子央从车上跌落。由此可知，商朝战车亦用于田猎。 此外，作为古代中国礼乐制度的重要载体，天子、诸侯、卿、大夫、士，不同等级的贵族拥有车的数量及装饰各不相同，相关考古发掘也确证不同等级车马制度的隆杀之别。 殷墟揭开晚商战车之谜 如上所述，凡此《诗·秦风·车邻》“有车邻邻”，《小雅·车攻》“萧萧马鸣”等中国古代典籍及甲骨文中对于战车的记载不胜枚举。通过科学的田野考古发掘，人们终得以洞察中国古代战车的真实样貌。 1928年10月至1937年6月，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在河南安阳西北小屯及洹河南北两岸主持进行了15次考古发掘，揭露众多遗址、墓葬，出土大量遗物。 新中国成立后，此地考古发掘工作得到全面开展，并取得举世瞩目的丰硕成果。已经出土的16万片刻辞甲骨及90余年的历次考古发掘显示：此地主体遗存始于商王武丁时期，至商王帝辛，埋藏着商王朝最后一处都邑，即商王盘庚所迁之“殷”，典籍所载之“殷虚”，亦即商代甲骨文所称“大邑商”之中心所在。 历经90余年殷墟考古发掘，已出土百辆双马系驾的两轮马车，也是迄今所知中国古代最早的马车。2005至2006年，安阳钢铁厂西南发现车马坑10座，其中5辆马车为横列摆放，壮观异常。凡此种种，皆为后世首次揭示商代晚期马车的真实结构。  安阳钢铁厂出土商代晚期车马坑。图片来源：殷墟博物院经过考古工作者的细致梳理发现，商代晚期马车系由一舆、两轮、独辕、单衡与双轭五大构件组成，需青铜铸造、漆木器加工及皮革加工等众多手工业部门协同制作，集中体现了当时手工业发展的整体水平。  殷墟孝民屯商代晚期马车结构图。图片来源：殷墟博物院 商代晚期马车复原图。图片来源：殷墟博物院殷墟发现的商代晚期马车，伴随有戈、箭镞之类武器及多种马具。《史记·周本纪》记载，商代末年，周武王“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以东伐纣”。由此可知殷墟出土的这些马车即当时的“战车”。  商“王宾中丁”刻辞卜骨，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其中癸巳日卜辞验辞记述占卜次日甲午，商王田猎，在追逐兕时，小臣甾的车马与王车发生碰撞，子央从车上跌落。由此可知，当时战车亦用于田猎。图片来源：《中华文明——<古代中国陈列>文物精萃·夏商西周时期》同属于商代晚期的陕西西安老牛坡遗址与山东滕州前掌大遗址也发现了车马坑，马车构造与殷墟所见相同。换言之，目前所见考古证据表明：商王武丁时期，即公元前13世纪是中国境内出现畜养家马与战车的最早时间。 谛审上述商代晚期遗址出土的两轮马车，结构力学合理，制作工艺精良，且使用大量青铜构件，绝非初创草成之作，而是经过了漫长的发明、改进及完善过程。然而，省察经考古发掘的河南偃师商城、郑州商城及小双桥等商代早期遗址，均未发现马骨及两轮车辆遗存。 如此，商代晚期突然出现的双马系驾两轮战车，从何而来？ 中西亚出土战车早于殷墟 放眼欧亚草原考古，距今约5500年的现哈萨克斯坦“柏台遗址”出土了大量马骨、马牙、利用马骨制作的鱼叉及马粪堆积，陶片上甚至还检测出马奶脂肪酸的残留，这是目前所知人类驯化马匹的最早记录，说明当时的人们已经开始驯化马匹。 欧亚草原南乌拉尔地区的“辛塔什塔遗址”，年代为公元前2000年左右。该遗址墓葬中出土了目前可以确认的年代最早的双马系驾两轮战车。位于外高加索亚南部亚美尼亚塞凡湖边的“鲁查申遗址”，年代约为公元前1500年，遗址墓葬中出土数辆双马系驾两轮战车，与商代晚期战车极为相似。同时，据两河流域北部公元前18世纪的文书记载，当时由1400人组成的军队，装备了40辆战车；公元前17世纪的文书也记述，8支军队装备80辆战车。此外，叙利亚出土的印章图案显示，一士兵乘双马系驾两轮战车，开弓射杀敌方，以及两人乘两轮战车，驱车践踏敌方的生动场景。这些考古证据则表明，早于商代晚期，双马系驾两轮战车已在中亚、西亚地区风行日久。  亚美尼亚塞凡湖边的鲁查申遗址11号墓出土两轮马车。图片来源：王巍《商代马车渊源蠡测》出于中西亚，终胜于中西亚 如将这些中亚、西亚地区的双马系驾两轮战车与中国目前所发现商代晚期的双马系驾两轮战车进行详细比较，就会发现，两者构造相同，均为一舆、两轮、独辕、单衡与双轭，各主要部件制作及衔接工艺相同，且皆使用青铜车马器具，可见两者存在明显的内在联系。因此，在中亚、西亚盛行已久的双马系驾两轮战车以及家马，应是商代晚期突然出现的家马与双马系驾两轮战车之源，这一判断符合对目前有关考古发现的解读。 然而，需要说明的是，商代晚期使用的双马系驾两轮战车，并非是简单的引进、模仿，而是在中亚、西亚地区流行的双马系驾两轮战车的基本框架上，结合自身需要，对车体、车舆面积、轮径及轨距等主要部件进行了大幅改造，塑造自身车马器具式样、尺寸，并在商代晚期高度发达的青铜铸造业及众多手工业的加持下，制作出工艺更加精湛的战车，从而令其作为军事装备及交通工具的效能发挥到极致。从殷墟遗存看，中国制造的战车在各个方面均已远超中西亚地区。进入西周后，战车结构大体因袭商制，并再次加以改进，成为春秋战国时期战车之原型。 在中国古代早期王朝时代的形成及初步发展进程中，商王朝承上启下，影响深远。引进、消化、吸收、创新，这些理念在商代晚期双马系驾两轮战车的制作中被体现得淋漓尽致，也再次从一个侧面印证了中华文明的起源和早期发展是一个多元一体的过程。 通过殷墟战车可以一窥那个时代，正是源于相互促进、取长补短、兼收并蓄的胸怀，商晚期在政治、经济及文化领域才得以成就辉煌，代表当时生产力发展最高水平的青铜铸造方能达到“炉火纯青”，从而创造了彪炳后世的青铜文明。(完) 专家简介：  于成龙，文博专业研究馆员、教授，著名青铜器专家，中国殷商文化学会理事；原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院副院长。2018年9月，受中国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指派，作为青铜器专家赴英国对圆明园流失文物、西周晚期青铜器“虎鎣”进行真伪及其他情况鉴定。发表《文物里的古代中国•夏商西周时期》《中华文明——文物精萃•夏商西周时期》《中国国家博物馆古代艺术系列丛书•中国古代青铜器艺术》及《中国国家博物馆历史文化系列丛书•证古泽今——甲骨文文化展》等论著数十部(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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